自由软件基金会三十载（二）

本文是作者 Jono Bacon 发表在 Opensource.com 上的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30 years in 的中文翻译的第二部分。经授权，在 InfoQ 中文站发表。本文在 Creative Commons BY-SA 4.0 许可证下发布。

个性文化

自由软件基金会带来的价值，几乎无人质疑。如 John 强调的那样，它不仅在自由软件的创建和许可证方面取得了成就，更是在技术领域认同、证明和宣传一种自由文化。

自由软件基金会的领导人是特立独行的 Richard M. Stallman，通常叫他 RMS。

RMS 是个奇人。他对自己的理想和哲学有难以置信的热情，他全身心地信仰软件自由。

但是他在社交方面的弱点也时常在网上遭揶揄，他演讲中的那些话，他对旅行的古怪要求，其他一些令人尴尬的时刻，以及他对软件和自由的固执看法，都会成为理由。他坚守自己的观点。毫无疑问他是个认真的思想家，这种认真不仅是对待自己的想法，更是对待他所领导的广泛运动。我唯一对他持批评态度的一点，他时常会口无遮拦，嘴瘾过足了，好事也变坏事了。不过，嘿，鉴于他对这个世界的重要性，我情愿忍受他的缺点。好吧，这里搞得有点紧张了。

所以 RMS 是自由软件基金会的关键人物，但是这个组织远不止他一个人。它有雇员、董事会和许多贡献者。我很好奇 RMS 近期在自由软件基金会里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John 和我分享了他的看法。

“RMS 是自由软件基金会的总裁，但他干这份工作不领一分钱薪水。他继续着他艰苦卓绝的全球演讲计划，每年他都会在很多国家宣传自由软件和计算机用户的自由。在这过程中，他会见政府官员，也会见搞各种社会运动的本地活动家。此外，他还会为自由软件基金会募集资金，招募志愿者。”

“在这些活动中，他对自由软件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预测了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这通常会催生一些文章——今年早些时候，他给 Wired 网站写了一系列文章，共有三篇，讨论了自由软件和自由硬件的设计——以及会主导自由软件基金会未来项目的一些理念。”

当我们俩探究个性文化的时候，我想了解 John 对“自由软件运动传播有多广泛”这个问题如何看。

我记得在 Open Source Think Tank （一个各种开源组织的主管参加的聚会活动）上举行过一个案例研究会，会上各参会人被问及某个特定项目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开源许可证，大多数讨论小组认为 Apache Software License（APL）要好过 GNU Public License（GPL）。

这件事情在我脑海中久久无法挥去。从那时候起，我意识到很多公司似乎都选择了更开放的许可证，而不是 GPL。我很好奇 John 是否也注意到 APL 要压过 GPL 一头的趋势。

“有吗？我不确定。几年前我在 FOSDEM 上做了一个演讲，题为‘ Copyleft 在被诬陷吗？’，其中谈及了，许可证选择变化趋势的数据是有点问题的。很快我会发表一篇有关这个的文章，这里我先谈谈几个主要的问题：

• 自由软件许可证的选择脱离不了具体的背景。如果人们真想得出个结论，那要把选择私有许可证的因素也考虑进去。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选择更宽松的开源许可证（比如 APL 或 BSD）只是为了替代私有许可证，而不是替代 GPL。
•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统计许可证的人并没有把他们用于统计的工具作为自由软件发布。这意味着我们无法审查他们的统计方法，无法重现结果。目前已经有人公开了他们所用的代码，但是那些不愿意公开的人应该受到鄙视。科学自有它的规则。
• 什么样的软件有资格被统计呢？如果一个 APL 授权的软件只是用来发出点搞笑的噪音，它能和 GPLv3 授权的 GNU Emacs 相提并论吗？如果不能，我们如何确定不同软件的权重？我们只统计真正能工作的软件吗？我们确定没有重复计算多个站点运行同一软件的情况？操作系统的不同移植版本，又怎么算？

推敲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但目前我看到的所有结论都言之过早，缺乏确凿的数据。我更愿意看到在开发人员中间做个调查，我们应该问他们为什么给自己的项目选择了某个特定的许可证，而不要写程序去获取软件的许可证情况，然后再对统计数据的规律做牵强附会的解释。

Copyleft 一如既往地富有生命力。宽松许可证授权的软件也算是自由软件，表面上看也是不错的。但这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些软件必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确保自身不被商业软件利用。因为，如果自由软件带来的主要长期影响是帮助那些公司更高效地生产出限制我们自由的产品，那么我们在计算机用户自由方面的努力将毫无意义。”

在新的挑战中崛起

历经三十年依然充满活力，对于任何组织来说都不容易，而自由软件基金会要跨越多个行业、专业、政府和文化来实现它的宏伟目标，坚持三十年更是令人钦佩。

访谈接近尾声时，我想更好地理解一下，在履行使命长达三十年后，今天自由软件基金会的主要职能又是什么？

“我认为自由软件基金会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它既坚如磐石，又敢于打破常规。”

“我们有核心的文件，比如自由软件定义、 GPL ，以及我们维护的自由及非自由许可证列表，这些文件已经是如今自由软件大厦的基石。人们信任我们，所以相信这些文件所宣扬的信条，所以才会把这些原则正确地、聪明地运用到新产品评估和计算机实践中。做个比喻，如果有人想登高，我们就帮他们扶着梯子。作为一家事关公众利益的非盈利组织，我们85% 的经费都来自于个人捐助，我们要合理安排资源。”

“但我们也会打破常规。别人认为太难的挑战，我们会去承担。我觉得这好像意味着我们自己也会去造梯子？或许我不该再用这个比喻了。”

虽然John 好像不是运用比喻的高手（我也不是），但自由软件基金会却擅长为自己设定目标并对此倾尽全力。这种使命来自于信仰——“自由软件应无处不在”。

“如果你说你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大部分都能使用自由软件来工作，但少数组件除外，我们对此结果不会满意。如果你说你有一台平板电脑，可以跑一大堆自由软件，只不过网络通讯的时候，播放视频的时候，拍照的时候，网上值机的时候，用Uber 订车的时候需要用点私有软件……好吧，我们对此趋势当然不会满意。如果有人劝我们应该对此满意，我们对这种建议也非常不满意。系统中装任何私有软件，对用户都是不公平的，这本质上是对用户的一种威胁。在通向自由世界的路上，这些半吊子自由系统的存在或许有其合理性，但我们绝不能止步不前。”

“在自由软件基金会成立早期，我们确实有必要编写一个自由操作系统。现在，GNU、Linux 和其他很多协作者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当然软件是永远写不完的，bug 也永远修复不完。”

John 所指的挑战中，关键一点就是，把正确的硬件交到正确的人手中。

“我们目前最关注的事情，也就是我在第一个问题中所强调的挑战。我们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都急需可以彻底支持自由软件的硬件。在自由软件基金会，我们已经就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谈了很多，我期待我们能有重大的进展，一方面是加大对一些现有项目的支持力度——通过‘尊重您的自由（Respects Your Freedom ）’认证项目，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另一方面也可以创建一些我们自己的项目。云服务的问题也是如此。我想我们需要一起来解决它们。如果我们能完全掌控移动组件，这将改变我们和云服务之间的关系，而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开发更多的独立移动组件。”

“自由软件基金会在发展壮大，在迎接挑战，希望大众能给我们支持。编写可用、独立并能互相配合的移动组件来代替云服务很有难度，但要搞来足够的硬件也不容易，因为硬件很贵。我们需要很多人为我们贡献资源和聪明才智。三十年前，以 RMS 为核心，共同抱着以 Copyleft 的理念去编写一个完整操作系统的理想，一个社区成立了。近十二年我都在为自由软件基金会服务，因为我坚信，我们能以同样的方式，在新的挑战中崛起。”

最后的想法

我咀嚼着 John 对我的问题深富洞见的回答，同时回想起结识的很多自由软件基金会成员，深深引起我共鸣的是自由软基金会激荡和长存的满腔热情。这个组织丝毫没有对自己的使命感到厌倦甚至幻灭，它的激情和信仰一如既往。

有时候我并不能完全认同自由软件基金会，因为他们的行事方法有点一厢情愿，但尽管如此，我会一如以往地做它的粉丝，支持它的工作。自由软件基金会代表了当下世界自由软件和开源运动的道德心声。它所代表的世界观不容于“左”派，然而它的激情和坚定的信仰，也能感染偏“右”的人们，使他们向“左”靠（译者注：“左”的价值观支持平等、大政府干预，“右”的价值观支持个体自由、小政府，自由软件基金会从追求的目标来看，无疑是偏“右”的。但与此同时，变革为“左”，保守为“右”，从这一点来看，自由软件基金会追求目标的热情，无疑是“左”的体现）。

诚然，RMS 是个怪人，有时候很强硬，有时候又有点令人动容。但在这样一场集技术、道德和文化于一体的运动中，领导人舍他其谁。我们需要 Torvalds（译者注：Linux 内核作者）、Shuttleworth（译者注：Ubuntu 母公司 Canonical 创始人）、Whitehurst（译者注：Red Hat CEO）、Zemlin（Linux 基金会执行总监），我们也需要 RMS。这些性格迥异的人联手为我们描绘了一副未来的远景，展示未来我们会有一门技术，它适用于绝大多数使用场景，并满足绝大多数道德诉求和雄心壮志。

末了，我想感谢自由软件基金会巨大的付出，我祝愿它和它两位无所畏惧的领袖 Richard M. Stallman 和 John Sullivan 在下一个三十年中再打一场漂亮的仗。去干吧！

感谢郭蕾对本文的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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