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隐痛：做一个操作系统有多难？

倪光南在 PC 时代呼吁自主系统，王坚在手机时代呼吁自主系统。不幸的是，时代变了、霸主变了，但我们面对的情况却从未改变。

北京明十三陵龙虎山脚下，有一处地势隐蔽的地方，藏着一个叫做 “200 号”的科研基地。

在中国，这种只有一个数字代号的机构历来不简单。前有代号“542 厂”的北京印钞厂，后有在青海的核弹研究机构“211 基地”。这个“200 号”由周总理亲自批示、用了人民大会堂剩余材料修建，可谓根正苗红。

1969 年 12 月，北京大学牵头开始在这里攻坚我国最早的操作系统“150 机”。目的是改善石油勘探数据计算，提高打井出油率。参与研发的有北大数力、物理等系的学生，以及 738 厂、石油部等单位的工程师。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无资料、无经验、无人才”的三无窘境。

由于设备昂贵、资源有限，研发人员不得不用人肉变形金刚的方式完成设计：你当光电机、他当磁带、我当运控，他当调度，就像演小品一样反复模拟程序的运行过程。

熬了三年多后，硬件软件被逐一攻破，150 机清晰嘹亮地唱出了《东方红》[4]，宣告了中国第一个自主版权操作系统的诞生。150 机为石油勘探带来的第一次数字革命，被铭刻在了中华世纪坛的铜制甬道上。1974 年，日本富士通公司访华时，专门在友谊宾馆专门会见了 150 机的研发人员。

150 机诞生 20 年后，中国开始了商业操作系统的攻坚之路：1989 年，COSIX 系统项目启动，希望抗衡 DOS 等系统。但当时的主流思路是系统和硬件交互驱动发展，而国内硬件大幅落后海外，系统研发又跟不上硬件更新，基本是“完成一代、淘汰一代”，总无法兼容最先进的电子设备。

攻坚不成，便有了“曲线救国”的路子：90 年代初，Windows 没有中文版，以上古码农吴晓军为代表，用解构微软 DOS 的反向工程，开发出了中文 DOS；另一批人则围绕 windows 系统做支撑，开发了一系列外挂式中文平台。用户对汉化反馈火热，从业者们也激动万分，甚至开展了关于内核和外挂哪个汉化更好的大讨论。

结果 1994 年 4 月，微软发布官方汉化版。第一代程序员呕心沥血的百万行汉化代码，连同用户市场，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微软的强大实力、广泛的商业生态，仿佛乌云笼罩国产操作系统。自研低成效、辅助没前途，该何去何从？

这个问题在当时没人能回答，但大家发现，不做系统，而是围绕微软 windows 做应用软件，帮助 windows 丰富生态，倒是一条容易走、有钱赚的路。于是，金山盘古办公套件、江民杀毒等应用开始涌现。

但归根结底，以为只要做微软系统的生态就可以活下去的想法，只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1998 年，汉王科技向微软授权了中文手写技术，被誉为“国人的一大步”[2]。结果，几个月后，微软就自研了技术尝试塞在产品里，汉王怒不敢言。国内 IT 界，谈“微”色变。

自此，自主操作系统这个伤疤，却谁都不愿意接，仿佛好死不如赖活着。直到 1998 年法国《费加罗报》的一则消息，打破了沉寂的局面。

该报称，以美国与英国为首，在 50 年代末建立的情报网络“五眼联盟 FIVE EYES”，如今仍在运行，而且被美国用来窃取欧洲经济信息情报，以至于法国企业汤姆逊参加招标的方案被美国公司窃取，结果输掉了 1300 万美元的合同；空客也因为商业情报泄露，被波音抢走了 39 亿美元的订单[3]。

一时间，微软系统到底有没有后门的问题在国内甚嚣尘上。第二年，报道称美国对南斯拉夫采取了信息战、侵入其系统，导致其部分设备因超负荷而失灵。

信息战加剧了国内对系统安全的担忧，大家猛然发现，小到产品生存，大到国家安全，似乎都被微软扼住了脖颈，而且越来越紧。国内对操作系统自主崛起的那团火，在这个 moment，要爆了。

穷则思变

1998 年，微软反垄断案成为国际焦点，IT 界掀起了反微软的浪潮，而开源系统 Linux 则成为大家的备选先锋。我国对 Linux 系统的引进，源于在芬兰读博士的宫敏。1994 年，他回国休假，随手带了 20 张磁盘、存储了 80GB 的自由软件，其中就有 Linux[2]。

开源意味着代码是全球公开的，任何人基于准则都可以免费使用修改。算不上自主产权，却可以自主可控。自己造轮子困难，那就先把别人的修一修，让车跑起来。九十年代末，还没被联想解聘的倪光南奔走呼号，希望中国抓住 Linux 的机遇。再契合 1999 年的安全背景，国产 Linux 如笋而立、登上舞台。

知名的 Linux 产品有四家：Xteam、蓝点、中软和红旗。前两家是民营企业，后两家是国家队，如同十年前，双方再次在同一战场贡献力量。Xteam 诞生于北京平谷县城一家饭店的后院开创了国内首套中文 Linux。蓝点创始团队是国内最早一批的极客、版主，他们相继辞职聚集深圳赛格软件园。

2000 年互联网热潮时，蓝点登陆了美国股市，开盘当天就上涨 4 倍，市值达到了 4 亿美元。此时公司员工还不到 15 个人。中软曾主导了 COSIX 的研发，积累了经验，也攒了一肚子的憋屈，也希望通过中软 Linux 吐口气。红旗 Linux 隶属于中科院，率队研发的是软件所副所长孙玉芳，他是北京大学数力系的学生。

孙玉芳在校时目睹了 200 号研发 150 机的历程，也深受鼓舞，立志国产突破。他带着同事历经 3 年研发，在 1999 年下旬发布了“红旗”Linux。大家希望像红旗插遍山岭那样，也能遍布中国人的电脑。但现实却并不如愿，国产 Linux 奔走呼号，收入只够糊口。

2001 年 12 月，北京方面为了提高信息正版化，准备采购一批办公软件，操作系统的绣球也准备抛给业界一哥微软。几个月前，微软刚和上海签了 7000 多万元的订单，因此对此次招标也是志在必得。

当时，意气风发的微软要求北京采购 XP 系统，而该系统才刚发布两个月，就已经修补了几次重大漏洞。而且，微软要求必须绑定 Office 软件一起买，不然就对系统涨价。横竖都是多出钱，还得当实验小白鼠，北京市政府显然不乐意，但微软态度强硬。甚至部委内领导专门去做通融，最后也只能对采购人员无奈表示，“你们看着办吧”。

一边是美国公司技术优秀，但态度傲慢；另一边是国产公司踉跄起步、含泪“化缘”。再加上政府内部也有呼吁支持国产的声音，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不争馒头争口气，何况还有个窝窝头。12 月 28 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采购方案已定，从系统到应用软件，国产备胎全面上位，微软颗粒无收。

结果一公布，微软连夜赶制了一篇长达 3.5 万字的报告，向北京市有关方面提出了 60 个问题，质疑招标、狂踩开源，被媒体戏称为“微软 60 大板”[4]。然而，北京市政府却“矜持不语”。微软大中华区几番公关，也毫无效果。

微软总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赶紧派出了被誉为“比尔盖茨战略顾问”的克瑞格·蒙迪。彼时，蒙迪刚刚被克林顿总统提名为国家安全通信委员会委员，向白宫提供意见，也算得上是“通天的人”。他在一个灰蒙蒙的下午，乘坐波音 767 到达北京机场。第二天，便带着大中华区、中国区总裁等一干人马来到了科技部。

接待微软的使团的也是高规格高档次，有部长、“863 计划”专家、院士，以及红旗 Linux 的总工程师等。蒙迪一上来就拿出一份报告：《中国未来软件及其相关政策议题》[4]。6 大议题、40 多页，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国产软件属于低能产品。

微软傲慢的“报告公关”，激发了专家们的革命热忱，誓要让国产系统站起来。几番争论后，蒙迪嘟囔着“你们知识产权保护得不好，是最糟糕的国家之一”，随后便败兴离开了北京，也宣告了微软此次彻底落选，“红旗”的腰板，也更有力量了。

但谁也没料到，国产操作系统熬过了十多年漫长的冬天，迎来的却是一个更凛冽的倒春寒。

孤军奋战

2001 年底，Xteam 在香港上市，受到北京采购事件的刺激，股价 1 个月翻了 3 倍。投资者、从业者，都享受着摁着微软在地上摩擦的快感。

铩羽而归的微软开始更换策略，频繁指派高管访华，不仅拜访中央部委，还要深入地方。部分订单半卖半送、和各地政府建立合作技术中心、和电脑制造公司联合开发项目，甚至还花了千万美元投资了国内软件公司，打破了它不做合资公司的全球策略[5]，政企两开花。

伴随美国战略调整，中美关系回暖，一些部委领导们也夸奖微软做法是合作共赢。2004 年 11 月，北京市政府再次启动信息化采购，工作人员没有采用公开招标，而是通过“单一来源采购”的方式，直接和微软进行了谈判，签下了所有操作系统订单[6]。惊闻此事，国产公司忐忑不安，舆论也颇有微词。

一周后，时任科技部官员李武强参加活动，发言主题便是“以实际行动支持国产软件的发展，捍卫《政府采购法》的尊严”，直指北京采购做法不妥，把国产软件逼上绝路。李武强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并被《IT 时代周刊》评为“2004 年十大争议人物”[7]。

科技部施压后，北京采购人员紧急宣布方案调整，微软则乖巧地表示完全配合。然而配合下来，北京通过财政拨款、商务谈判的方式，依然完成了订单采购。这种做法在全国并不罕见，甚至有地市为了确保微软中标，连招标要求都照着微软的参数来设置[8]。

2005 年，北京平谷区解放思想，试点全面采用国产 Linux，并成立了 33 个自查小组，对全区百余家单位使用状况进行检查。检查的目的是为了收集信息，推动国产软件改善。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家统一思想：检查时用国产，检查完换微软。有些单位甚至为了用 windows 系统特意托关系来说情。

毕竟，用国产系统可以向指标交账，却做不了业务没资金入账。已经三四年过去了，国产 Linux 系统应用生态，仍是一篇无人区。即使在 2001 年中标北京采购的 WPS 也坦言，公司产品主要基于 windows，对于 Linux 版本的支持，还要抓紧研发。而 QQ 等日常软件，一直等到 2008 年才有了 Linux 版本。

这个时期，国内电脑公司发展迅速，联想还收购了 IBM 个人电脑业务。然而，他们对国产 Linux 系统的态度也是飘忽不定。为了降低价格，不少厂商预装了国产系统。联想甚至还自己研发了 Linux 系统，但仅推广两年后，就将研发团队搁置。2006 年，方正、清华同方等国内电脑公司到美国访问，合计向微软采购了 17 亿美元订单。

而那些买了预装国产系统电脑的用户，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卸载 Linux，安装盗版 windows。摇摆的政府采购、零星的电脑订单、稀少的应用支持、微薄的用户基础，令国产 Linux 公司们食不果腹。蓝点濒临倒闭、Xteam 市值缩水 95%，红旗、中软等国家队则靠着微薄的政府采购、国家补贴，惨淡度日。

2004 年北京市招标 2 个月后，孙玉芳不幸因病去世。没有了扛旗手，“红旗”摇摇欲坠。

自掘坟墓

在国产 Linux 苦撑的时候，做盗版 windows 的人已经跑步迈向小康。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家公司：番茄花园、雨林木风和深度技术。

规模最大的番茄花园成立于 2003 年，创始人洪磊仅 24 岁。他对 windows 进行了修剪，避开正版验证、采用傻瓜式一站装机，还优化了界面，让系统变得又快且好看，用户体验大幅提升，颇有莆田假鞋风范。

番茄花园风靡网络，洪磊被用户奉为英雄。紧接着，番茄花园开始通过预装软件、植入广告等方式获利。洪磊为小白用户们解开了枷锁，又系上了绳套。而番茄花园的走俏，微软并不是一无所知，但如何处置，仍需要一个时机。

早在 90 年代初，微软就委托了律师包恒在中国境内对盗版进行诉讼。包恒可不是普通人，他是尼克松访华后首位代表美国商界受邀来中国的律师，被誉为中国知识产权的开荒人。1994 年，包恒在中关村巨人电脑店铺买了两台安装盗版微软系统的电脑，随后对巨人提起侵权诉讼，获赔 47 万，巨人电脑自此元气大伤。

1999 年初，微软起诉了中关村当红炸子鸡“亚都股份公司”。后者几个月前上市失败，财务吃紧，几乎没有胜算。然而在宣判前一个月，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美关系深陷迷雾。

呼啸而起的反美浪潮中，微软也从维护知识产权的正义化身，变成了美国”数字霸权“的幕后操盘手。原本处于被动境地的何鲁敏，一夜之间成了反击微软专利霸权的民族英雄。紧接着，微软的索赔被法院驳回，时任微软中国区总裁吴士宏黯然下台。

世事万变，2006 年两国关系回暖，微软适时向番茄花园发去了律师函。2008 年 8 月 15 日，苏州警方对洪磊进行了抓捕，罪名是侵犯知识产权。这次杀鸡儆猴很成功，雨林木风、深度技术等公司纷纷转型。

然而这一举动惹怒了消费者，网络调查显示，80%的用户支持洪磊。打假打出众怒让微软非常无语。两个月后，国内许多盗版 windows 用户惊奇地发现，电脑会时不时黑屏，史称“黑屏耻辱”。微软借着正版的名义，终于把手伸到了用户家中。

这个做法引起了轩然大波，直到政府部门呼吁微软，虽合法但也要注意合情时，微软才停止了黑屏策略。国产舵手倪光南高呼“中国被微软挟持了”，但黑屏停止后，大家仿佛没发生一般。

当年亚都扳倒微软两个月后，何鲁敏现身北京翠宫饭店，高调宣布亚都将购买微软竞争对手金山公司的办公软件。发布会现场，有媒体请还是金山总经理的雷军点评微软，雷军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

“世界上没有白吃的代价，人家撒网，让你来钻。”

再失良机

2005 年，谷歌也瞄向了操作系统。此时，在 PC 领域，微软独步天下。而在手机领域，诺基亚和塞班系统也无人能敌。但考虑到手机更新换代频繁，智能浪潮正在酝酿，谷歌决定 “二恶相衡取其搓”，进军手机领域。

为了抢占先机，谷歌收购了 Android（安卓）公司，减少摸黑时间；为了抗衡巨头，把系统开源，吸纳更多力量。

在国内盗版系统公司纷纷转型的 2008 年，全球第一款搭载安卓系统的手机发布。系统仍有许多不足，甚至有分析师预测谷歌坚持不了两年。

而此时的微软，对手机系统也还没啥兴趣。彼时彼刻，在手机操作系统上，全球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而中国也派出了选手：2007 年 11 月，中国移动就和微软、谷歌探索合作研发。

中国移动背靠 4 亿用户，希望能主导开发工作。但显然微软、谷歌并不买账。于是，中国移动拉上了刚成立不久的博思通讯，独立研发开放移动系统 Open Mobile System（简称 OMS）。中国移动把握了时机、拥有深厚的财力，而且目标高远，甚至希望复制一个软硬封闭生态的苹果。但很不幸，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三大隐患。

包藏私心。OMS 虽然是开源系统，但在业务层却集成了 139 邮箱、移动梦网等大量中国移动特色业务，这显然不利于应用市场的开发。不少开发者们依然存留着 SP 年代，中国移动突然下场抢饭碗的惨痛记忆。更不提的是，联通、电信运营商，也各自开发操作系统。三足鼎立，汉献帝也没脾气。

势单力薄。虽然 OMS 有几百人的团队，但和安卓开源联盟相比，蚍蜉撼树。而且每个合作手机商都有定制需求，要提供专门团队支持，严重分散了研发力量。结果就是，OMS 刚推出一个版本，安卓就已经更新两三代了，差距越拉越大，手机厂商、用户都颇为不满。

左右互搏。移动的销售渠道里，既有基于 OMS 的国产手机，也有基于微软系统、塞班系统的手机，还要肩负着国产 3G 产业链的重担。而 2008 年的国产手机，依然贴着山寨的标签，消费者认知度低。移动还在千方百计地想从联通手里抢来苹果的合作。因此，对于 OMS 的推广，移动没有、也做不到铁了心。

2009 年，搭载着 OMS 系统的联想 Ophone 手机问世，反响平平。两年后，中国移动便不再强制要求手机厂商搭载 OMS 系统。而联通的 Uniplus 系统也只拿了核高基的认证，没有在市场形成气候。而在另一边的谷歌，依然熬啊熬，终于熬到了乔帮主用苹果手机开启了智能时代，安卓系统喜提资产重估。

2010 年微软也大举进军手机操作系统，但却用霸主心态做出了一系列骚操作：系统收取高额的授权费，得罪手机商；同一款手机系统不能连续升级，得罪消费者；开发系统不友好，时刻都有自己要做应用的姿态，得罪开发者。至此，手机操作系统江湖，格局已定，安卓独大，国产第一批选手仓促退赛。

迎面走来的第二批选手是互联网公司。2010 年，雷军对安卓系统进行了“魔改”，更换界面、调整插件，风格独特的 MIUI 大获成功，安卓美颜蔚然成风。当然也有“刺头”，在 2010 年，阿里巴巴收购了猛犸科技，打算在王坚博士带领下，研发不同于安卓的 YunOS。开局还不错，手机厂商天宇公司特意来谈合作。

双方相继合作发布了 W700、大黄蜂等手机，贬多过褒。而双方根本分歧也愈发凸显：阿里希望做独立的操作系统，但天宇认为这样缺少应用、没有生态，还是好好兼容安卓更踏实。双方遗憾挥手作别。王坚总结说，手机操作系统不能靠国家发文、不能靠运营商，出路应该在手机制造企业，大家是共生体。

实际上，阿里也曾想过自己做手机、甚至谈好了代工厂、渠道商，但在拍板的最终时刻，大家讨论之后还是认为有心无力，暂停了该计划。2012 年阿里再次迎来合作伙伴：台湾宏碁（acer）。双方规划在 9 月 13 日发布搭载阿里 YunOS 的手机，结果发布会却在几小时前突然取消，而原因则是宏碁接到谷歌施压。

谷歌认为 YunOS 借鉴安卓，又不兼容安卓，不符合联盟规则，而宏碁发行该产品也属于违反联盟规则，将不再会得到安卓授权。阿里对此予以否认，但对于宏碁的做法，自然也只能理解咯。此事之后，YunOS 的合作伙伴几乎为零。2015 年，阿里 5.9 亿美元投资魅族，放手一搏，但仅仅发布数款手机后，魅族又回到了安卓阵营。

阿里 YunOS 告负惜败；熬了三年的百度云 OS，暂停更新；腾讯的 TOS 系统研发两年后，宣布关停。三英战不过吕布。而国内手机商则在 diss 友商的兴奋中不能自拔。大家似乎都不担心微软的故事在手机领域再演，毕竟谷歌的座右铭是不作恶（Don’t be evil）。2015 年，这句话改为了：做正确的事(Do the right thing)。

那么，谁来判断正确？

尾声

2019 年 5 月，谷歌宣布华为手机将无法运行 GMS 服务。GMS 即谷歌服务体系，包括邮箱、浏览器等多款应用，是海外用户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停止该服务，无异于把华为和消费者一刀两断，对于华为海外销售造成沉重一击。

一个月后，央视《对话》做了一期节目，名字叫“数字时代的技术思辨”，倪光南和王坚都是嘉宾。当王坚讲述 YunOS 的时候，镜头转向倪光南，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特写：倪在 PC 时代呼吁自主系统，王在手机时代呼吁自主系统。不幸的是，时代变了、霸主变了，但我们面对的情况却从未改变。

中美身陷贸易摩擦之时，华为正在研发操作系统的消息又一次让国人兴奋，能否成功暂且不谈，但回顾 1989 迄今的三十年失败之路，却有些共同的因素需要警醒。

各自为战：操作系统不是小工程，需要足够的研发力量。无论在 PC 还是手机时代，我们研发公司数量多、力量弱。某专家曾说过，如果 5 个自主芯片，3 个自主系统，那就是 15 套版本。我们要做的是挑战巨头，而不是排列组合。各自为战，无异于用一百个鸡蛋依次撞一个石头、用一群小学生和博尔特赛跑。

硬件短板：微软的崛起，离不开做电脑的 IBM、做芯片的 Intel；谷歌的崛起，离不开手机厂商的支持。离开硬件做系统，等同于离开土壤种花朵。我们有收购 IBM 的联想、最大的 PC 市场；有全球前列的 OVHM，最大的手机市场；遗憾的是，对于国产系统而言，硬件总像 2012 年的第一场雪，来得比海外晚了一些。

追赶困局：与 150 号机不同，商用操作系统具有天然垄断性，一旦前排优势形成，后发突破难于上青天。毫无疑问，在谷歌超越微软、诺基亚的霸主之路上，放弃 PC、放弃功能机，提前卡位移动浪潮是关键之举。与其在别人垄断后，吃力追赶、或者弯道超车，倒不如换个赛道、抓住一次新浪潮，把钱砸向未来。

独食贪念：做一个操作系统并不难，难的是有人来捧场开发应用、适配硬件，从而让消费者愿意使用。生态建设，只有钱做不到、只靠政府批文也做不到。要有主导维护者，没有独享利益者；要人人有付出、人人有回报。动辄把自己的应用全塞进去，甚至下场抢饭碗，断不能成事。

备胎思维：虽然现代计算机是从海外传入中国，但不代表着我们必须步步跟随。而操作系统上，我们不能拿着美国会黑屏断供的假设当动力，定位于备胎，而更应该站在产业、科技的趋势，寻求技术、产品本来的样子，这样才会有真正的竞争力、赢得消费者的认可；从国产替代走向国产引领。而迎面走来的万物互联正是一次机遇。

自研三十年，“国产操作系统”总伴随着外部环境起落浮沉：如胶似漆时，“国产自主”如同鸡肋，无人问津；剑拔弩张时，“国产自主”的口号响彻云霄，气势如虹。

三十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但改变不了商业世界的逻辑，改变不了大国博弈的规则。我们总有一天需要明白，所谓国产自主，不是我们炫耀的资本、谈判的筹码、壮胆的口号，而是我们在新时代的立足之本。

注：本文来源远川研究所，作者董指导、刘芮，InfoQ 经授权转载。